杜·勃吕埃道：“可是官方能订出惩罚的法令，目前正在起草。”
拿当道：“呸！法律怎么对付得了法国人的聪明才智！那是渗透力最强的溶解剂。”
维浓又道：“思想只能用思想去消毒。只有恐怖政策和专制手段才压得住法国人的特性。法国语言特别宜于暗示，说双关话；越是用法令禁止，聪明才智越爆发得厉害，好似蒸汽给关在装着活塞的机器里。王上做一桩好事，报纸如果反对王上，就说好事是部长做的，倘若反对部长，就把事情反过来说。凡是造谣毁谤，报馆说是从外边听来的。当事人抱怨吧，报馆说声放肆了事。告到法庭吧，报馆推说当事人并未要求更正；要求更正吧，它又一笑置之，认为它的罪恶不足挂齿。被害人胜诉的话，报纸再挖苦他一顿。万一报馆判了罪，要付出巨额罚金，就向大众指控，你跟自由，祖国，知识作对。报上可以登一篇文章，解释某先生如何如何是国内最诚实的君子，骨子里暗示他是个贼。因此，报纸犯的罪不足挂齿！侵犯报纸的人才罪大恶极！在某个时期之内，报纸要读者相信什么，读者就相信什么。报纸不喜欢的事绝不可能是爱国的；而且报纸永远不会错的。它用宗教攻击宗教，用宪章攻击国王；司法机关得罪了报纸，就被挖苦；迎合了大众的偏见，就受赞扬。为了招揽订户，不惜造出激动人心的谎话，做出逗笑的把戏，像有名的丑角鲍贝希。办报的宁可拿自己的老子活活的开刀，作为取笑的资料，绝不放过吸引群众，叫群众开心的机会，好比演员要哭得逼真，把儿子的骨灰放在匣子里，也好比一个女子为着情人什么都肯牺牲。”