谱牒真正成为一门学科，却是在魏晋南北朝时期得以确立和定型的。当时谱学盛行与门阀制度确立息息相关，所谓“官之选举，必由于簿状；家之婚姻，必由于谱系”[25]。时精于谱学者，史不绝书，尤以贾氏、王氏为著。贾氏一门，世传谱学。东晋太元中（376—384年），员外散骑侍郎贾弼之“笃好簿状，乃广集众家，大搜群族，所撰18州116郡，合712卷。凡诸大品，略无遗缺，藏在秘阁，副在左户”[26]。弼之以其业传子匪之，匪之传子希镜，“希镜三世传学，凡十八州士族谱，合百帙七百余卷，该究精悉，皆如贯珠，当时莫比”[27]。希镜又传子执，执传其孙冠。自弼之至冠，贾氏数代皆有著述，弼氏撰《姓氏谱状》712篇，希镜撰《姓氏要状》15篇，执撰《姓氏英贤》100篇，又著《百家谱》，冠作《梁国亲皇太子序亲簿》4篇。贾氏谱学，特受时人器重，如刘宋太保王弘、领军将军刘湛并好其书，“弘日对千客，不犯一人之讳；湛为选曹，始撰百家以助铨序”[28]。王氏谱学，源于贾氏。梁武帝留意谱籍，乃诏令王僧孺改定《百家谱》，其东南诸族别为一部，不在百家谱之数，凡集《十八州谱》710卷，《百家谱集抄》15卷，《东南谱集抄》10卷。《隋书·经籍志》著录该时期的谱牒种类繁多，数量惊人，详见本章第一节。唐末五代以后，随着门阀制度的衰落，谱学也日益衰微，但作为一门学科，谱学却一直在史学园地中占有自己的一席之地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