我们父亲的胃病前后拖了两年，正当病情出现好转，一场规模空前的大水，席卷了县内大部分好田好地，几千户人家失去了住所。我们的父亲对母亲说，组织上很困难，得帮一把。父亲要将他和母亲两个月的工资拿出来交给组织。父亲和母亲一个月工资加起来正好一百元，两个月的工资正好是二百元。
我们的父亲说，他知道家里日子艰难，所以不多给，就将前次补助的钱还回去。
父亲的话让母亲有口难言。她呆呆地盯着父亲两天两夜没有说一句话。
那年秋天临近开学时，母年还没有像往常那样为五个孩子的学费发愁。到了开学的前一天，她突然将大姐、弟弟和我叫到身边，一人给了一张表格，让我们开始自食其力。那一年大姐整十八，我十六岁半，弟弟十五。大姐原本是有希望被推荐上大学的，县里几个领导都曾间接地表了态。大姐填写的是下乡当知青的表，母亲用大姐的下乡为我和弟弟换来两个招工名额。三个人在惊讶一阵后都在心里暗暗高兴，反过来劝眼泪哗哗的母亲。爷爷在一旁叹息说，你们这下子可出头了。他要我们离家后的第一顿饭一定要吃饱。我们的父亲照例不会一开始就露面干预这样的家事，他在我们离家的前一天才正式对我们发表讲话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