布罗代尔担任《年鉴》主编的任期，正好同这光辉的十年重合。他又负起费弗尔的工作和使命，并同其他社会科学并肩作战。布罗代尔于1963年获得了福特基金会的资助和国家教育部专项基金，申请这些资助时，计划将其用于“人文科学之家基金会”(Maison des Sciences del'Homme)的建设，以便使众多的“人文科学”研究拥有一个对话的平台。1966年，《地中海》一书得以修订、扩充并再版，很快它就被译成了好几种外语。《年鉴》研究的课题和使用的方法，不仅影响了东欧和西欧的学术，而且也影响了北美学界。③
虽说现在掌管着这个名望威重的组织，但布罗代尔一直把自己看成是一个普通的继承者。他坚持说，《年鉴》的“决定性阶段”即奠定了《年鉴》战后伟业的开创性发展的阶段，都是在他还未完全成长起来的时候，即1929—1940年，就已经根基坚固了。在将“新历史”胜利的功劳归于他的前辈们时，布罗代尔为布洛赫和费弗尔加上了反抗法国学院派机制的经典光环。布罗代尔视这两位先生为模范合作者，认为是他们之间的长期合作造就了《年鉴》的多样性和高雅。既无对手也无同伴的布罗代尔默默地行进着，用自己的皇皇巨著在工业革命之前的15至18世纪的资本史研究领域留下了重重一笔。①